中國如何應對全球貿易規則新變化
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TPP)一出來就成為全球關注的重點。近日有報道稱，中國和印度正在抓緊推動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談判。由于中印兩國均被排除在10月5日達成的由美國主導的TPP之外，此時加速區域貿易協定可以看作是中國應對TPP沖擊的回應。
與此同時，德國柏林近期也爆發了大規模反對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伙伴關系協定(TTIP)的游行。相比于TPP，其孿生兄弟TTIP的談判更為艱難，未來考慮到中歐關系友好，且歐美之間在農業問題、勞工問題方面分歧明顯，TTIP前景不容樂觀。
因此，在筆者看來，對待TPP，既要保持關注，也不宜過度渲染其沖擊，而應仿效十多年前中國入世的成功經驗，將外部壓力化為改革的動力，一方面，通過繼續加強雙邊與多邊合作，包括“一帶一路”戰略等，降低TPP的負面影響；另一方面，積極推動國有企業、金融、知識產權、勞動市場等多項改革，實為應對之法。
具體來看，應對TPP沖擊，首先，中國應抱以更加開放的心態，特別是加速推動資本項目開放，并結合匯率市場、利率市場以及離岸人民幣市場建設，促進人民幣國際化與今年11月人民幣順利加入SDR籃子。
其實，推動人民幣國際化舉措一方面是出于應對全球貨幣投資新局面的舉措，而另一方面這也恰是金融危機以來，國內對于以美元本位制國際貨幣體系下內在缺陷的反思與經驗總結。
可以看到，過去30年來，中國政府通過資本管制、利率管制、固定匯率并通過采取出口為導向的發展戰略，促使經濟得到了高速發展。然而，金融危機爆發后，以美元為主的國際貨幣體系出現系統性風險，使得“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上升為國家戰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不僅與中國經濟實力、全球經濟金融地位相稱，也將大大降低人民幣過度依賴美元帶來的儲備資產安全問題。
盡管今年夏天，中國面臨了國內股市與匯市的雙重動蕩，但值得肯定的是，中國決策層仍然堅持資本項目開放，并積極申請人民幣加入SDR籃子。為滿足SDR籃子的技術標準，國內金融改革已然提速，如8月人民幣匯率中間價改革提高了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上線標志著人民幣國內支付和國際支付統籌兼顧的現代化支付體系建設取得重要進展。同時，中國央行宣布正式采取IMF數據公布特殊標準，提高統計數據的透明度、可靠性和國際可比性，為人民幣納入SDR的技術評估鋪路。
第二，中國應積極推動雙邊和多邊自由貿易協定。TPP涵蓋了占全球人口13%、GDP總量四成的經濟體，且上下游產業鏈均有涉及。但很難想象，沒有中國在內，僅靠越南、馬來西亞等經濟小國可以滿足對成員國的勞動力密集型產品如服裝、紡織用品等的出口需求。實際上，貿易方面，截至2014年，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已占到美國出口份額的16.9%，體量之巨短期內難以替代。
更進一步，中國已與多個TPP成員國簽訂了雙邊貿易協定，如TPP中的澳大利亞、新西蘭、秘魯和智利。而中韓自貿協定于今年6月1日簽署，雙方貨物貿易自由化比例超過稅目90%、貿易額？85%。而在更廣區域，東盟10國與包括中國在內的6國間的自貿協定(“10+6”)――RCEP談判已進入關鍵階段，由于其涵蓋全球一半以上人口，經濟和貿易規模占全球的30%，據商務部估計，一旦建成，將提高亞太與全球GDP2.1%和1.4%，甚至高于TPP的貢獻。
因此，未來在內通過構建自貿區、在外通過推進雙邊和多邊協定，有助于增加中國對外貿易與投資份額。
第三，積極推進“一帶一路”戰略。“一帶一路”是本屆政府重要的戰略部署，連接了東亞經濟圈與發達的歐洲經濟圈，涵蓋44億人口，GDP規模逾20萬億美元，發展潛力巨大，不僅有利于幫助中國企業走出去，緩解國內產能過剩，也將進一步加強國際合作交往。與此同時，由中國牽頭提出的亞投行得到了52個國家的積極響應，一些美國的老牌歐洲盟友也積極加入，顯示了中國在全球金融話語權的提升。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若能以“一帶一路”為契機，未來加深與歐盟國家的合作，更是應對TPP挑戰的重要內容。實際上，相比于TPP協議，正在進行談判的包括歐盟在內的TTIP更值得關注。畢竟歐盟與美國經濟總量全球占比60%，商品貿易占比33%，服務貿易占比42%，一旦美歐日被納入統一框架，對中國的沖擊更為顯著。
當然，歐美之間分歧明顯，農業問題、勞工問題更難協調，況且歐洲與中國近年來貿易金融關系緊密，因此預計未來TTIP進展緩慢。
第四，以自貿區為藍本，加速推動國內改革。自2001年加入WTO以來，中國已在降低關稅、放開外貿經營權以及擴大工業、農業、服務業等領域的對外開放方面取得不小進展，并且達到了入世承諾的硬約束。但不可否認的是，中國在減少國有企業行政干預、保護知識產權等軟條款上仍存在很大改進空間。
而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自2013年9月成立之初，便承擔了改革試驗田的重任。在自貿區范圍內，不僅推行了金融、貿易改革試點，其也在法律、負面清單管理模式等方面做出了積極探索。未來進一步研究TPP細節，推動上海自貿區實踐，不僅是中國融入國際服務貿易和投資體系全球化戰略新框架的表現，也是推動國內經濟轉型的需求。
可以看到，在知識產權、勞工、環境標準和規則一體化方面，上海自貿區已先于國內其他區域，進行了向國際標準看齊的探索。例如，上海自貿區在2014年就形成了第一家專業的知識產權仲裁庭，未來還將在原試驗基礎上，在產業預警、權益保護、信息公開、科技創新、人才服務體系等方面進行創新。與此同時，伴隨著自貿區行政管理經驗的推廣，預計國企改革也會加速，推動改革進程。
總之，此次由美國主導的全新經濟規則的達成讓我國感到了挑戰，但對待全球貿易投資規則新變化，并無他法，唯有抓緊時間加快改革，盡可能地增加談判砝碼以應對。所幸的是，入世的成功經驗證實外部壓力亦是改革的動力，更何況推動國有企業、金融、知識產權、勞動市場等多項改革，本已是國內改革訴求與既定方向，特別是當前實現資本項目基本可兌換僅差臨門一腳，加快推進實為一舉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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